陈歆耕：鲁迅为何骂中医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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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观念总是很难超越历史的局限，即便伟大如鲁迅也难免。比如他对中医的看法，就显然太过于偏激了，误导了很多后人。因此，如果我们以为人一“伟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并奉为圭臬，恐怕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甚至成为笑柄的。
庚子鼠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折腾”得全中国乃至世界都不得安宁。遭罪的是染毒者，最辛苦的是那些超负荷诊疗病人的医护人员。
其中一位武汉民间“郎中”的境遇，也格外牵动世人的目光。因写此文时，此“剧”尚在持续播演中，此前的剧情人人皆知，此后的走向难以料测，故无须在这里赘述，也非本文主旨。但由此事牵出的另一个话题，倒是值得思考和探究，那就是西医和中医在当下中国的不同境遇。毋庸说，历经近百年的西风东渐，西医在当下中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资源，中医几乎被挤压在一个逼仄的角落里苟延残喘；再加上近年来中药材因生态恶化而带来的质量问题，给中医这门古老的传统医学又撒了一层霜。
关于西医、中医孰优孰劣，从新媒体上读到很多文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下非医界中人，自然只有“吃瓜”的份。凭常识判断，可以说：西医治愈了很多病人，也治死了很多病人；中医治愈了很多病人，也治死了很多病人。西医也好，中医也好，都不是万能的，再高明的医生都不可能让人长生不死。如果秦始皇真的找到了这类仙丹神药，从而一直统治着这片土地，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人类一个很难根除的思维误区是：把生命、健康的未来，都寄托于医术的发展上。
回到正题上来。前日在与一位文友因那位武汉“郎中”的境遇而交流对中医的看法时，他谈到了鲁迅对中医的过激之言，认为鲁迅全盘否定、诋毁中医是毫无道理的。文友的外公就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中医。这引发了我对鲁迅先生中医观探究的兴趣。我想探究的是，鲁迅的中医观是如何形成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他的中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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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中医观，最具代表性的是《〈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这就等于把中医一棍子打死，“骗子”一词，也成了人们用来骂某些中医，尤其是民间郎中的一个“广谱”用语，虽然这并非皆与鲁迅的“骂”直接关联。鲁迅这里把“骗子”分成两类：“有意的”是明知毫无效用，非说成可以包治百病不可；“无意的”是指医术太差，自以为是对症下药，其实是让病人吃错了药。
1926年，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误诊并误割了一侧肾脏后，曾引发轩然大波，因此而掀起一场中西医之争的笔仗，卷入其中的有鲁迅、徐志摩、陈西滢等大名人。先是陈西滢发文，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中指责西医：“我疑心就是西洋医学也还在幼稚的时期，同中医相比，也许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认为“有些病中医治要比西医好”。原本对西医持绝对肯定态度的徐志摩，也调整了对西医的态度，撰文支持陈西滢：“我们对于协和的信仰，至少我个人的，多少不免有修正的必要了。”（转引自杨喆《梁启超晚年“血尿”病案研究》第18页、25页，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则在《马上日记》中反驳陈、徐的观点，表达对中医的看法：“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之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忠告过Ｇ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那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27页）
笔者在重读鲁迅的有关文章，以及他死后他人的一些回忆文章后发现，鲁迅之所以对中医如此痛恨，来自于两个因素：
一是童年时对父亲治病经历的记忆。在《〈呐喊〉自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37页
当地有名的中医，这么奇特的药方，终于还是未能治好父亲的病，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去而回天无力，这记忆必然是痛苦而锥心的。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对给父亲治病的当地名医，印象也非常不佳：开价不低，“阔得不耐烦”；所开药方中有“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还有一种特别的药丸：‘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等到各种奇方用毕，仍不见效，医生开始寻找无可把握的病因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94页）
因了童年记忆中对中医的不佳印象，待到一部日本汉医名家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译本在中国推出时，鲁迅先生便大加挞伐：“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皇汉医学”》，《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44页）鲁迅先生自然不会费闲工夫去研读这位日本汉医著作再来批评，只是看到《新闻报》上刊登的中华书局的一则新书预告，便开“骂”了。想想，如果今人这样做批评，大概免不了要被无数人“围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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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中医观形成的第二个因素，那就是特殊的历史氛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关键词是“民主”与“科学”，而这两样东西都是从西方拿来的。被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大门的中华帝国，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借鉴西方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的新文化运动，其主流思想风气是抛弃“国粹”，张开怀抱，向西方学习一切先进的科技和政治、文化理念。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之一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而鲁迅也是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去日本学习西医，是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弃医从文，也并非因为西医不好，而是觉得面对精神麻木的“看客”，手术刀的作用有限，需要通过新文学发出思想启蒙的“呐喊”，改变国民的精神人格。因此，在当时的新潮派人士眼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中医同样受到鄙视与批判。
鲁迅晚年患病，长期依赖一位日本医生的诊治，在临终前也还是这位医生在负责诊治。冯雪峰在回忆录中称，他和潘汉年曾研究，想通过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鲁迅的病情反反复复，那天晚上转为剧烈，身边的人都很焦急。如果日本医生说“病人很危险，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还是另请高明吧”，大家可能就会紧急考虑请别的医生。但日本医生说了一句含混的话：“只要能够过得了这个晚上，就可以有转机。”（冯雪峰《回忆鲁迅》，见《鲁迅回忆录》（中）第68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终于还是未能熬过这一夜，享年仅56岁，一代文豪在他创作力最旺盛之年与世长辞。
为鲁迅诊病的医生当然是西医，而非汉医。设想一下，如果鲁迅早一点接受多种诊疗方案，请更好的医生——包括中西医——来治疗，也许可以多活很多年，他的《全集》大概会增加厚厚好几部吧。但是将中医讥讽为“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鲁迅，是断然不会让“骗子”来为自己诊治的。
这也不奇怪，是那时代的风气使然。梁启超被西医手术刀误割肾脏，但他不觉得西医有什么不妥，也不会幡然醒悟曾经维续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生命的中医有什么“伟大”之处。梁启超“血尿”案，是民国时期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围绕其中的某些疑点，至今仍争论不休。梁先生是有名的工作狂，在血尿症状相当严重时，才在友人劝说下寻求诊治。先去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院方说不出明确的诊断结果，于是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经过Ｘ光透视检查，发现他的右肾有小黑点，疑为肾瘤，便实施了切割手术。结果右肾切除后，尿血的病症并未根除。医生怀疑与牙有关，又先后拔掉了七颗牙……可以想象，梁先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综合后人的各种研究文献看，割掉右肾属于一个不当的医疗事故，大概是无疑的。切出来的肾脏并未发现有何异常病灶，而手术也未能治愈尿血的病症，人们根据梁启超时断时续的尿血症状分析，患慢性肾炎的可能性更大。当协和医院陷入舆论的风暴中而又保持缄默时，梁启超不得不在《晨报》刊文，感谢协和医院对他的精心诊治，并呼吁“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夏晓虹编《饮冰室文集·集外文》第9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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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反观上世纪梁启超和鲁迅所处的时代，应该可以更为客观地审视两种不同医学各自的利弊。我们既不能因中医未能医治好鲁迅父亲的病，就认同他说的中医是“有意的和无意的骗子”，也不能因为梁启超被误割了肾，就认为西医的手术刀“有意无意”成了杀人的“凶器”。因个别和少数的案例，就对某个学科做整体上的否定，这样的判断肯定是不科学的。两种不同的医学，根植于不同的哲学、文化土壤，都为人类战胜疾病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融合中西医的发展，为人类与疾病、瘟疫抗争，提供更多的有效手段，是一道永恒的课题。
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对中医的态度，相对比较温和。虽然他力主引进西方医学科技手段，但也不完全排斥中医。他在北大讲课的哲学讲义中认为，中医依托阴阳五行的哲学理念，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孙迎智《医疗史和思想史双重视域下胡适与中医公案的再考查》，《史学月刊》2018年第11期）在对待疾病的态度上，实用主义的哲学态度帮了他的忙，“帆船太慢了，那就换一条汽船”。1920年，胡适感到身体不适，一用脑就脚底痛。这是什么病？他的西医朋友有不同说法，有说是肾炎，有说是糖尿病的。去协和医院诊治，专家认为：病已不可治，但尽人事而已。朋友劝他看中医，虽然从“面子”说，力倡西学的主将，忽然去求中医看病，岂不是自抽耳光？但救命要紧，胡适还是答应了。给他诊病的是北京著名的中医陆仲安。时间不长，他被西医判为“绝症”的病，居然被陆仲安用中药汤“灌”好了。因此，他很高兴地为陆先生所藏林琴南绘《秋室研经图》题词：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和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以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么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实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
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肖伊绯《胡适的“糖尿病”及其他》，见《南方周末》2012年8月16日E23版
胡适理想中的《实验室研经图》愿景，大约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西医结合吧！
本文对鲁迅先生的中医观作一点梳理，意在希望更多的人能理智地看待鲁迅对中医的偏激之言，使得这门古老的东方医学后继有人，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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