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与“怪癖”：伟大作家们的隐秘八卦
“天才”与“怪癖”，一直存在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关联。伟大作家们一边创造着超越时空的文学作品，一边又笨拙、偏执而可爱地在生活里留下了种种奇闻逸事。01.
柯南·道尔：时刻用拳头保护女人
▲ 阿瑟·柯南·道尔（1859 — 1930），侦探小说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福尔摩斯探案集》。
柯南·道尔练过拳击，因此打从年轻时起，他就常常为了保护妇女而卷入斗殴事件中：他曾在剧院楼座中猛揍几个士兵，因为他们中的一个冲撞了邻座的妇女；当他跑去朴茨茅斯准备开诊所时，初来乍到就跟人打了一架，因为他看见对方当街踢了一个妇女一脚。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第二天当他的诊所开业时，他所接待的第一个病人就是前一天与他打架的男子，不过对方（至少看上去）没有认出眼前的医生就是昨天晚上与他厮打的人。
在任何情况下，柯南·道尔都时刻准备着用拳头保护女人。有一次他和家人结伴乘火车去南非旅行，他的一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看到一个女子走过，就开始评价这女人是如何的面容丑陋。话还没说完他就被狠狠扇了一巴掌——他年迈的父亲气得满脸通红，低声训斥道：
“记住，没有一个女人是丑陋的！”
02.
伊凡·屠格涅夫：情感生活中的控制狂
▲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 — 1883），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前夜》,《父与子》等。
屠格涅夫和女人之间的感情生活不算顺利，人们很容易会想到，尽管他如此憎恨自己的母亲，却难免不由自主地会在感情生活中表现出同样的暴力倾向和控制欲。他的一生挚爱是歌唱家波琳·维亚尔多，别名“加西亚”。鉴于她其实是一名西班牙吉卜赛后裔（至少她自称如此），“加西亚”很可能才是她的真名。
多年来，她持续拒绝屠格涅夫的热烈追求，最终才向他屈服；但自始至终，她从未抛弃过自己的丈夫、大她二十岁的维亚尔多先生。相反，是屠格涅夫学着适应了这个情况。很明显，他与这对夫妇有着多年交情，一方面他和维亚尔多先生是“哥们儿”；另一方面他却又与“加西亚”多少算是事实夫妻。
维亚尔多夫人长得并不漂亮，但她性格独具魅力，个性鲜明，才华横溢。诗人海涅满怀激情地这样描绘她：“她的表演热情洋溢，当她张开大嘴，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她的笑容如此甜美而残忍，野性十足，让人恍惚以为是来自印度与非洲的奇珍异兽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复苏。”诗人热情的追捧曾令屠格涅夫惶恐不安，毕竟和海涅或德拉克洛瓦等崇拜者不同，他对波琳的感情可不仅局限于舞台。但维亚尔多夫人，或曰“加西亚”，对屠格涅夫并不忠诚，她曾与一名画家交好，导致俩人关系决裂，不过没多久他们就又旧情复燃，重归于好。
终其一生，作家一直为波琳作曲并表演的轻歌剧创作歌词，甚至还亲自出演：他扮成土耳其苏丹，在地上滚来滚去，身边围着一圈宫女。维多利亚女王曾经亲自观赏过一次这样的演出，并表示相当欣赏，但她同时也质疑对于屠格涅夫这样一位伟大的绅士而言，这样的行为是否“体面”。
03.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烧掉一片森林
▲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 — 189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卡特丽娜》等。
毫无疑问，斯蒂文森确实颇具绅士风度，但是人无完人，或者更客观地说，哪怕是品德再高尚的人，在一生中多少也会犯下一两桩罪过。
斯蒂文森最不绅士行为的举动是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不小心纵火烧掉了一片森林。当时有一块地着火了，火势起得很快。这激起了斯蒂文森的好奇心，他抱着科学研究的态度，想了解是不是覆盖加利福尼亚森林的苔藓导致了火灾。为了调查这一点，他竟然直接拿一根火柴点燃了一个树桩，却完全没有想到得先把他试着点燃的树桩从树林里挪走以防火势扩大。树桩瞬间就被他烧成熊熊燃烧的火炬，毫无疑问，斯蒂文森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他的实验成功了。但此后他的所作所为丝毫谈不上是一个绅士应有的作为：他听到不远处传来人们在扑灭另一边的火势时的声音，顿时意识到自己必须在形迹败露前赶紧逃跑。
他像一个不怕拼命的智者和勇士一样飞速地逃走了，这是他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
04.
三岛由纪夫：迷恋死亡
▲三岛由纪夫（1925 — 1970），出生于日本东京，主要作品有《金阁寺》《鹿鸣馆》《丰饶之海》等。
三岛从年轻时起就对死亡有一种迷恋的情结，对于具体的死法却是有讲究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会如此害怕被人毒杀，因为这种死法很难称得上“美”。
但在1945年，在他二十岁时，他曾被部队征兵，当时正值流感肆虐，三岛也正好因此得了感冒，于是他借此机会对做体检的军医撒谎，列举了一堆胡编乱造的虚假症状，结果军医被他误导，将他的疾病误诊为早期肺结核，三岛由纪夫因此逃过了兵役。这件事就比较令人难以理解了。
三岛由纪夫并非不知道，此事完全有悖于他追求理想之死的理论；事实上正好相反，在他的著名自传体小说《假面的告白》中，他还就此事进行了漫长而徒劳的自我拷问。但三岛是一个狡猾的人，最终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美学上的借口，来解释自己为何会去逃避这个他曾如此趋之若鹜的机会（他自己曾说过，“我希望不受打扰地在一片没有云朵的天空下，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死去……”）。他总结道：“我更希望将自己想成一个孤独的人，甚至遭到死亡的抛弃……我沉醉于想象一个人但求一死，历经磨难却求死不能。这种想法带给我至上的愉悦。”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事实上，三岛由纪夫在他真正自杀的那天以前，其实并没受过什么苦难和折磨。他对死亡所带来的真正痛苦一无所知，也许正因此他才能在自杀时保持坚定的勇气与决心。在此之前，他对于被毒杀的恐惧却到了一种疑神疑鬼的地步，他去饭店时永远只敢点难以投毒的菜式，并在每次饭后都要用苏打水疯狂地清洁牙齿。
05.
威廉·福克纳：挥霍无度
▲ 威廉·福克纳（1897 — 1962），美国作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始终热心关注支票，但不能因此就说他吝啬或财迷心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用钱挥霍无度。他总是会很快花光自己赚来的钱，随后有一阵子靠举债度日，直到收到新的支票。他会用新的支票先去还债，随后把剩下的钱继续挥霍在马匹、烟草、威士忌上。他的衣饰不多，但十分注重脸面。早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因热衷时尚得了个“伯爵”的外号。如果一段时间流行紧身裤，届时他的裤子就会是整个他所住的牛津镇（密西西比）上最紧的。福克纳1916年离开牛津镇，前往多伦多接受英国皇家空军的训练。由于学时不够，美国人拒绝了他的入伍申请，而英国人则因为他的身高不达标而同样拒绝了他。为此，他曾威胁说要去为德国人开飞机。
曾经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去拜访福克纳，发现他一手拿着已经熄灭的烟斗，另一手牵着马缰绳，在陪他的女儿吉尔骑小马。年轻人在寒暄时问他，孩子从多大开始骑马，福克纳没有马上回答。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从三岁就开始骑了。”之后他又补充道：“您知道吗？女人一生中只要学会三件事就够了：说实话、骑马、在支票上签字。”
0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思念故乡，却永不返乡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 — 1977）是一名俄裔美籍作家，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他在美国创作了他的文学作品《洛丽塔》。
纳博科夫厌世者的声名在外，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常常把“愉悦”“幸福”“狂喜”之类的词挂在嘴边。他说他写作是出于两个原因：因为写作令他“愉悦”“幸福”“狂喜”；为了摆脱手头正在创作的作品。他号称，一部作品一旦开了个头，摆脱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其结束。不过，曾经有一次，他试图尝试用另一种更快的、无法更改的方式来创作。
1950年的某一天，纳博科夫在创作《洛丽塔》的过程中遇到重重技巧上的困难，深陷自我怀疑，于是他走向家中的花园，打算烧掉小说的头几章手稿，幸好被他的妻子薇拉看到后拦住了。还有一次，他曾表示保留手稿是出于自己内心的不安，担心被毁的手稿将像幽灵般阴魂不散，纠缠他一辈子。不过毫无疑问，纳博科夫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十分上心，在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将其完成后，他还亲自将其翻译成俄语，尽管他心知肚明，他的同胞在他有生之年绝不会有机会读到这部作品。
我们还要注意到，虽然纳博科夫不愿放弃这部作品，但他在人生中曾放弃过很多东西。他曾说，不管外在的状态看起来如何，所有艺术家的本质都是流浪者。但这话反映在他自己的情况中则多少有点讽刺。他毕生都在缅怀（可以这么说）自己所失去的一切，不厌其烦地思念故乡，回忆童年；尽管他明知自己永远不会再回俄罗斯，他还是时不时地会想到要不要制作一个假护照，以美国游客的身份回去看看他家在罗日杰斯特维诺乡间的老宅——苏联人已经把那里改建成一个学校；或者看看他家在圣彼得堡的房子（当时圣彼得堡改名赫尔岑，后又恢复原名）。
但和所有“公开的”流亡者一样，在他内心深处，他其实明知返乡之旅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只会破坏他恒久不变的童年回忆。
07.
奥斯卡·王尔德：舍不得手杖，但也惜命
▲ 奥斯卡·王尔德（1854 — 1900），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
显然，许多人关于王尔德的描述都不是真实的，因此导致他的相关轶事中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讲过一件事，听起来有悖王尔德的英勇声名，但这件事也许倒是情有可原。王尔德出狱后在巴黎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在蒙马特高地，他常常成为当地学生们戏弄的对象。有一个叫皮皮·拉杜斯的小流氓经常伙同自己的同伴去招惹他。王尔德有一根精致的乌木手杖，上面镶嵌着象牙，把手雕刻成象头的形状。这帮恶徒常对他说，自己很中意这根手杖，并威胁王尔德如果不交出手杖，他们就会在他回家的路上把他杀掉。根据福特的描述，王尔德听了这话痛哭流涕，胖脸上挂满了大大的泪珠；他立刻就交出了这根手杖。这帮人第二天就会把手杖还回他的旅馆，几天之后再去抢一遍，如此循环往复。
上述这些传闻有可能都是真的，毕竟，王尔德在经历了牢狱之灾之后确实性格大变。也许监狱教会了他什么是恐惧，不管怎么说，在他出狱后，他过早地显出一副老相。他仅靠他最忠诚的朋友们给他提供的经济接济过活，再不愿提笔写作。他变得牢骚满腹，暴躁易怒，索然无趣。在这段时期，他曾使用“塞巴斯蒂安·莫尔莫兹”作为化名，出版了他在出狱后的唯一一部作品《瑞丁监狱之歌》。他的听力日渐下降，皮肤粗糙发红，走路时总是倚靠他那根屡屡被抢的手杖，仿佛脚很痛似的。他终于放弃了年轻时对奇装异服的迷恋，服饰不再像过去那样光鲜。
在他去世前三年，他在罗马的圣保罗大教堂门口拍了张照，在照片中，他整个人的形象显得颓唐不振，还滑稽地戴了一顶过小的帽子，反而衬得他的头特别大：在他年轻的时候，这颗大头上可是会有精心修饰的鬓角，覆着以羽毛装饰的宽大帽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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