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健全多元的思维方式

人情淡漠

据说奥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


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

思辨，绝不应被成见所左右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


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


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关于发问，什么才是好问题？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


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弗里德曼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


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阿尔钦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


当经济学界以功用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阿尔钦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


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


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


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逻辑和预感，两者互补，缺一不可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抹煞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


逻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


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怀有实学，思想快捷，但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


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纳法”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思考，不止专心，还在于及时转换角度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浅而重要的发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微转变一下，可能茅塞顿开。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


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


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要点。有了可靠的要点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思考陷入瓶颈，可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


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


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佩奇说：“一个人是否聪明不是由智商决定的，而取决于思维模型的多样性。”


这与张五常老师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方法殊途同归，多元的思维方式，要比学习更多的知识更为重要：只因它能够找到不同领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让每一个人都能寻找到问题的答案。


世界上的许多不同领域的问题，从本质上都是关乎于人，只不过相同的问题在不同行业出现过，所以配上了不同专业术语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