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本质——以苏轼为例

人情淡漠

舒生2018年旧文

初高中语文课本告诉我们，苏轼是中国豪放派文人最著名的代表（几乎没有之一）。确实，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至今读来依然大气磅礴，豪迈放达，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超脱感。


但这种豪放背后到底是超脱还是更深层次的绝望呢？


且再读这首豪放“绝唱”：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读起来朗朗上口，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短短数百字，古今沧桑已俱在其中。


而在细读之中，我似乎嗅到了中国文化里的虚无本质。你看周瑜、曹操、诸葛亮这些左右时局的英雄人物，当年的美人大乔小乔，如今安在否？纵是“羽扇纶巾”，到头来还不是“灰飞烟灭”……这里，苏词虽然豪气冲天，骨子里却是虚无的，至少词人的聚焦点是历史的虚无。而人生如梦的感慨，预示着自己也会走进历史的虚无。


苏轼的虚无感，不仅表现在此，很多诗文都有类似表达：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这审视了世俗名利的倏忽急逝和不靠谱；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表明了人生的虚无，且命运的迭代不休；


“事如春梦了无痕”“世事一场大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苏轼纵有傲世之才，也没有脱离传统文人常有的人生如梦的感慨。


还有“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四十三年如电抹”“万事从来风过耳”等诗词，也很容易让我们生发宇宙永恒而人生须臾的喟叹。


如果说苏轼表达的虚无感是流淌在中国文人血液里的一大基因，那么这一文化基因从何而来呢？答案或许就在传统主流思想里。


汉以后，中国文人的人生哲学，一直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线。道家虽然讲“自然无为”，但也并没有真的忘记为庙堂之高的君主出谋划策，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说的也基本是圣人的事。圣人是谁呢？归根结底，圣人就是统治者。这一点，儒、道两家并没有根本区别。


至于佛教哲学，在印度虽有严格的信仰，传到中国则逐渐演化为多个分支，其中禅宗境界一类的学说流传最广。虽不乏真正的佛教徒，但毕竟是少数，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很有限，远远不能和儒家相提并论。而中国的传统文人，得意时几乎没有不追随儒家入世思想的，但现实的坎坷、复杂、多变，又让入世的文人不能如意，失意之后，他们便常从道、佛寻求精神慰藉。


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这听起来是在说儒释道的不同作用，实际上仍是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一句妙言。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这样的儒家情怀，在苏轼、李白、杜甫、陆游等传统文人身上无一不存在，说白了，绝大多数传统文人都有居庙堂之高的政治抱负。而一旦政治抱负不被朝廷待见，仕途受阻，郁郁不得志，人生的虚无感便接踵而至。


因着政治上带来的虚无感，一些境界不高的文人便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连浪漫如李白也不能幸免），或者感慨仕途的险恶，不屑于与“宵小之辈”争名夺利，而另一些境界较高的文人，经由仕途失意，（自诩）看穿了一切入世作为的虚无，便转而寄情山水，饮酒作乐，参禅悟道，或退隐逍遥，算是获得了别样深切的体验，升华了自己的人生境界（如陶渊明、阮籍）。当然，也有些文人，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入世的情怀，苏轼即是典型。被朝臣诬蔑、被流放蛮荒之地、被党同伐异，苏轼也总会在“有道难行不如醉”的牢骚之后，聊发他的少年狂，期待朝廷有朝一日许他“西北望，射天狼”。


我从苏轼身上看到了中国文人频频上演的一出崇高悲剧。说崇高，是感于他们心底始终保有的苍生情怀；说悲剧，是哀于他们注定不能实现其抱负。这种悲剧，不仅是说他们仕途失意之难免，更是指他们没能跳出专制统治的官本位思想，始终以为要拯救苍生，就得入朝为官或金戈铁马建功立业，否则，诗歌写得再好、书法再高超、修养再高岸，也只能是聊寄余生。一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写出多少文人的不甘！


或许，更高的悲剧在于中国文人信仰的缺失。中医认为人的死就是个元气耗散的过程，用陆游的诗句表达就是“死去元知万事空”，或者如孟郊的“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说到底，不仅升官发财注定虚无，就是艺术创作也是虚无，就是得意失意也是虚无，善恶到头也是虚无。虚无的虚无，终归于无（老子）。人生在根子上就是虚无的，这不同于宗教信仰。宗教必定会一个来世。正是为了这个来世，构成了宗教信仰的最高价值。就此而言，传统文人普遍没有信仰。


我们没法断定“人生虚无”的对错，只能说，这种思维方式是独断的，没有深思死后的世界，直接斩断了对死亡的多元探索，始终囿于现世，为及时行乐和苟且偷安打开了方便之门。


说起来，中华“万世师”孔夫子似乎难辞其咎。他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无形中给我们的生死观奠定了基调。其后中国文人对死亡的认识总体上延续旧说，新的探索基本没有，导致死亡问题在传统文化里被长期搁置了的，老庄虽有论及，但也没有用理性深入探索，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