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只有一样东西可写，那就是他自身的经历

人情淡漠 · 发表于 2023-4-3 10:36

“很少有美国作家能比詹姆斯·鲍德温更有效地处理散文形式的文字。”在兰斯顿·休斯看来，鲍德温更善于在文章中引发思考，而不是在小说中激起情感。

《村里的陌生人》这部散文集中的《生平自述》是一篇序言式文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比如为写出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挖掘自我的必要性；当“黑人问题”已被广泛书写时，身为黑人作家所面临的困境；在人生终结之前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的渴望。
鲍德温将其自身经历化为群体共同面对的困局，从最隐秘的个人经验出发，叙述了人们以“身份认同”自我画地为牢的怪诞困境；又以其悲悯与清醒提醒人们：我们是时间、环境和历史的产物，但我们并非仅限于此。

生平自述

三十一年前，我出生在哈莱姆。大约才学会识字，我就开始想写小说。我的童年故事无非是平淡乏味的幻想，可以略过不提，反正，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时候，我母亲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恼人的习惯，就是不停地生孩子。孩子出生后，我一只手接管过来，另一只手还拿着一本书。我这样对待弟弟妹妹，他们可能遭了不少罪，不过他们生性善良，否认吃了苦头。就这样，我反复读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双城记》。事实上，我以这样的方式读完了能够到手的一切，除了《圣经》，也许因为它是唯一一本大人鼓励我读的书。我必须承认，那时我还写了许多东西。不管怎样，我最早的写作成就，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那年我约莫十二岁。我写的一个有关西班牙内战的短篇，在一份非常短命的教会报纸上获了奖。我记得那篇小说被一个女编辑做了改动，尽管我不记得什么原因，但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那时，我也写戏剧，写歌（因为一首歌，我还收到纽约市长拉瓜迪亚先生的贺信），写诗（这方面少说为佳）。母亲看到我的势头很高兴，但父亲不以为然，他希望我当牧师。十四岁时我做了牧师，十七岁时我就不干了。不久，我离开了家。只有上帝知道，我与这个工商业化的世界斗争了多久（我猜他们会说是他们在与我斗争）。二十出头时，凭借一部即将杀青的小说，我获得了萨克斯顿奖学金。一年后，这份奖学金用完了，小说也没有销路。我开始在格林威治村的餐厅端盘子，写写书评，结果大多是关于黑人问题的。因为肤色，在这方面我自然而然成了专家。我还与摄影师西奥多·佩拉托斯基一同完成了一本书，是关于哈莱姆的临街教堂。这本书和我第一部小说的命运相同，带来了奖学金（罗森沃尔德奖学金），但没有销量。二十四岁时，我决定不再写黑人问题的书评；那时见诸报端的黑人问题和生活中的黑人问题几乎同样恐怖。我打包行李去了法国，在那里我完成了《向苍天呼吁》。天知道这是如何完成的。

《我不是你的黑鬼》海报（2016）

我想，所有的作家都会感觉到，他所在的人世不过是一场阴谋，阻挡他施展才华。这种想法的背后肯定有许多理由支持。然而，正是世人用惊人的冷漠蔑视他的才华，作家才被迫看重自身。因此，作家在回首过去时，哪怕像我现在这样被迫回首一段短暂的时光，总会发现所受的伤害和所得的帮助密不可分。他能以某种方式得到帮助，是因为他以某种方式受到伤害。他得到的帮助只不过是把他从一个困境带到另一个困境，有人也许忍不住会说，是把他从一场灾难带到另一场灾难。当你开始寻找受到的影响时，会发现很多。但我不认为有许多东西对我有影响，至少对我没有很大的影响。我可以斗胆说，詹姆斯国王版本的《圣经》、街面教堂里的布道、充满反讽和暴力但轻描淡写的一些黑人话语、某种狄更斯式的对华丽风格的热爱，时至今日仍对我有所影响；但我不会让它们影响我一生。同样，无数人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但最终，我想我生命中最困难（也是最让我获益）的还是这个事实：我生来是一个黑人，因此，不得不与这个现实休战。（顺便说一句，休战，是可以指望的最好结局）

黑人作家的一大难处，是黑人问题被书写了太多。我不是专门叫屈，不是有意地想暗示，黑人作家的处境比其他任何人的都更难。书架在信息的重压下呻吟，大家因此都认为自己见多识广，这些信息通常、普遍会强化传统的态度。传统的态度不外乎拥护或反对。究竟哪种态度令我更痛苦，我说不清。我现在是以作家的身份言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充分意识到，态度从恶意到善意的改变远胜过没有改变，无论这种改变出于什么动机，无论多不彻底，无论表现形式如何。

但是，至少我认为，检视这些态度，深入表面之下，挖掘背后的根源，是作家的使命。就此而言，我们看到，黑人问题还没有摸到门儿。这个问题不仅写得太多，而且写得太差。可以说，一个黑人为了言说而付出的代价，是最终无话可说。（“你教会我语言”，卡利班对普洛斯佩罗说，“我从中得到的好处是知道如何用它来诅咒。”）我们看到，黑人问题引发了大量社会活动，迫使白人和黑人朝前看，努力创造更好的明天。不错，这可以把水搅浑；的确，只有这样才可能推进黑人问题。但是，一般说来，无论该不该，社会问题都不是作家关注的首要问题。作家必须与社会问题保持距离，才能看得清。想要前瞻的未来更有意义，作家首先必须努力回顾过去。但是，一涉及黑人问题，无论白人或黑人，都丝毫没有回顾过去的欲望，还用充足的借口来回避。我认为，正是过去才使现在具有连续性；更何况，如果拒绝客观公正地评价过去，那么它将始终是梦魇般的存在。

我知道，当我被迫承认自己是西方世界的杂种，当我追溯过去，发现祖先来自非洲而不是欧洲，我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就已到来。这意味着，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以一种深刻的方式，我带着一种特殊的态度看待莎士比亚、巴赫和伦勃朗，看待巴黎石建筑、沙特尔大教堂和帝国大厦。这些东西不是我创造的，不包含我的历史。我也许会永远徒劳无功地在它们之中寻找自身的影像。我是一个闯入者，它们不是我继承的遗产。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其他遗产可以利用—我当然不适合生活在丛林或部落。我必须挪用白人几百年来的遗产，必须把它们变成我的财富。我必须接受我的特殊态度，接受我在白人系统中的特殊位置；否则，我在任何系统中都没有位置。最困难的是，我被迫承认过去我总要隐藏的某些东西，那是美国黑人不得不隐藏的东西，为的是换取在公共生活中的进步。那就是，我恨白人，怕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爱黑人；相反，我鄙视黑人，或许是因为黑人中没有诞生一个伦勃朗。实际上，我是恨这个世界，怕这个世界。这不仅意味着我由此赋予这个世界完全戕害我的力量，还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如同地狱边境般令人自毁的世界里，我无从寄望于写作。

作家只有一样东西可写，那就是他自身的经历。一切都依赖于他无情地榨干其经历可能提供的素材，直到最后一滴，无论是甜蜜还是苦涩。艺术家唯一真正关心的，是从无序的生活中重新创造出秩序，这种秩序就是艺术。对于我来说，身为黑人作家的困境是，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提出的极多的要求、带来的真实的危险，让我没有办法过于仔细地省察我的经历。

詹姆斯·鲍德温在《我不是你的黑鬼》中

我认为，上面提到的困境并非极端。我的确认为，既然作家在用语言这一过于直接的媒介进行创作，那么就不难解释，尽管有丰沛的黑人语言和生活作为资源，尽管有黑人音乐为表率，但通常而言，黑人的散文还是那么苍白，那么粗粝。我连篇累牍地写黑人的生活，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唯一的主题，而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必须打开的门，在这之后才能指望写别的东西。我认为，只有考虑到语境，才能连贯地讨论美国黑人问题。美国黑人问题的语境就是美国的历史、传统、习俗，以及美国的道德立场和关怀，总之，就是美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与看上去的样子恰恰相反，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免于受到这个语境的影响，每个美国人都对它负有一定的责任。我现在更加坚信这一点，因为现在人们一谈论黑人问题，就好像是身外之物，与己无关，这种态度成了大势所趋。但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在罗伯特·潘·沃伦显现的基本态度和一些具体的段落中，最重要的是，在拉尔夫·艾利森现于文坛之后，我们至少开始看到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探索。顺便说一句，艾利森先生是我读到的第一个黑人小说家，在语言中巧妙地利用了黑人生活中的暧昧和反讽。

至于我的兴趣—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有兴趣—除非拥有一部十六毫米摄影机、拍摄实验电影这一病态的欲望也算是兴趣。在其他方面，我喜欢吃吃喝喝；我忧伤地坚信，我从未有足够的东西吃（这是因为，如果你总是担心下一顿，是不可能吃够的）。我喜欢和观点略有差异的人争论。我喜欢笑。我不喜欢波希米亚风格或是波希米亚风格的人，我不喜欢以享乐为主要目标的人，我不喜欢对任何事情都一本正经的人。我不喜欢因我是黑人而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因同样偶然的理由而鄙视我的人。我喜欢美国胜过世上其他国家，理由恰恰是我坚持认为我永远有批评它的权利。我认为一切理论都是可疑的，哪怕再好的准则，都可能需要修正，甚至被生活的要求粉碎。因此，一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中心，穿行在人世时，希望这个中心能够正确引航。我认为，我有许多的责任，但最大的责任莫过于此：正如海明威所说，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
我想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