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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世故人情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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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30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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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人情”恐怕是不入正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按照朱自清的说法,这背后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散文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的基本要素。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曾经赞叹韩非子“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他们都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
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散文家孙犁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和“豁达”的一面。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在我看来,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和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像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中国文化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
“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构成了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时代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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