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生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皆为显学。早期墨家对儒家学说多有吸收借鉴,但随着学派发展,墨家逐渐走向儒家的对立面。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从墨家的主张看来看,这种对立是必然的。
墨家对儒家多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专门著《非儒》《公孟》等篇章批判。
在《公孟》中,墨子对儒家之徒程子说:“儒者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四政”,指儒家治国的四种道术。具体是哪四种道术足以使天下走向衰亡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却“执无鬼而学祭礼”,不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认为天是不明察的,鬼是不灵验的,却在相信没有鬼神的情况下大兴祭礼,天帝和鬼神因此感到不高兴,这就足以丧失天下。
墨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墨家既不信鬼神,却又重祭祀的矛盾,认为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礼”,纯粹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一方面,儒家本质上是无神论,一方面儒家又把祭祀作为治国之策。这样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必然导致假仁假义、虚伪之风盛行。墨子是敬天信鬼神的,他认为天与鬼神都具有意志力,能够惩恶扬善。使天下大治的方法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就此而言,墨子学说比孔子学说更加真诚。
第二,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要求厚葬,长期服丧,做很多衣服和棺葙,送葬就像搬家,哭丧三年,扶着墙然后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这就足以丧天下。
墨子主张“节葬”“节用”。他认为“力不足,才不赡,知不知”的情况下厚葬久丧,既不能真的昌明仁义和孝道,还会导致老百姓倾家荡产,国家疲敝。社会奢靡和攀比之风盛行,他认为国家要想大治,就要“去其无用之费”,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利民利国的地方。
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关心民生。
第三,弦歌鼓舞,习以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主张琴瑟歌舞,以声乐之事为常习,这就足以丧失天下。
儒家非常重视“礼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墨子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利天下、利百姓,与此无关的事则尽量不做。在他看来,大钟鼓鸣、琴瑟竽笙之声好听,刻镂文章之色好看,绉豢煎炙之味好吃,但这些上不中圣王之事,下不能解决民之“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又不能制止“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反而“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所以为国之道,不宜大兴礼乐。
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务实。
第四,以命为有,贫富夭寿、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认为天命是存在的,贫穷富贵夭折,治理混乱安定危乱,都有定数,不可以减少或增加。在上位的人这样做,一定不能处理好政务;下面的人这样做,一定不能从事生产,这就足以丧失天下。
儒家是信天命的,孔子声称“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针对儒家的“命定论”,墨子批评道,如果人人信命,会消极人民的积极性,“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也”。在墨子看来,天下的治与乱,不在于天命,而在于君主的作为。“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
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积极有为。
针对墨家对儒家的“四政丧天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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